编者按：4月以来，美国政府在关税政策上的“过山车式”操作引发全球震荡，中国转口贸易面临前所未有的变局。不确定因素陡增之际，中国外贸企业亟需思考三个问题：当传统转口贸易通道受阻，该如何打造“升级版”供应链体系？中企该如何降低对美市场依赖，开辟非美市场？当美国将关税战与科技封锁叠加，出海企业又该如何在合规经营与技术突围间找到平衡点？

在此背景下，观察者网连线《海外征程》商业丛书作者、前华为中东、北非、拉美、东南亚大客户群业务负责人达尼，深度解析中企在关税高压下的破局之道，为企业提供可落地的战略路径。

【对话/观察者网 郑乐欢，整理/廖一恒】

加快多元化布局，降低经营风险

观察者网：美国的对华关税主要产生的影响聚焦于中国对美出口较大的几个领域，比如机电类产品（占中国对美出口9%）、纺织服装、新能源（如电动车、锂电池）等，您认为目前这些领域都受到的关税冲击如何？行业内对美国关税政策的态度是什么样的？

达尼：我认为首先需要对这些企业进行一个简单的分类。

第一类就是机电类企业。在机电及高科技领域，中国自有品牌企业大多在前几年已离开美国市场或未进行布局。以新能源汽车为例，除比亚迪因电动大巴业务（大巴车不属于乘用车）成为特例，其他自有品牌乘用车企业几乎未涉足美国。ICT（信息与通信技术）领域的通信企业情况类似。因此，关税战对这类自有品牌高科技企业出口影响极小。

另一类受关税战冲击较大的是承接美国品牌商订单的配套商。这些企业生产的往往是中间件或被集成产品，例如部分前往墨西哥设厂、不以中国自营品牌示人的企业。像在美国设厂为美国汽车行业配套的企业，以及曾为美国品牌商供货的宁德时代等，其美国市场份额都面临缩小的局面。也就是说，以美国为主要客户的品牌配套企业受到关税的影响显著。

不过，科技企业中，在与美国前期较量中受打压的企业，对美国市场依存度已大幅降低，新能源汽车企业出海也鲜少选择美国，关税战对它们影响有限。在OEM厂商（代工生产厂商）层面，这种分化会更加明显。其中，高度依赖美国厂商且未转型的企业受冲击最大。而具备市场敏感度的OEM企业，有的向自有品牌转型，有的开拓非美国市场，通过分散市场布局降低风险，受到的影响相对较小。企业制定年度规划时，分散风险、避免“把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已成为重要策略。

需要指出的是，当前受关税战较大影响的企业，其中有一部分，是在前两年中美对抗中仍抱有幻想、深陷路径依赖，对美国市场依存度过高且未及时调整策略的企业。与之形成对比的是，部分曾承接美国品牌方订单的OEM科技企业，凭借对国际标准的掌握，成功转型为自有品牌，并积极开拓非美市场，已经取得了较好的发展成果。

最后就是衣帽裤袜等传统品类方面，受冲击最严重的是过度依赖Temu、希音等跨境电商平台，且将美国作为核心市场的企业。这类企业因路径依赖严重，若无法快速适应非美市场，未来一段时间内将面临较大压力。

4月2日，特朗普签署一项行政令，美国自5月2日起终止从中国内地和中国香港输美小额包裹的免税待遇，即正式取消了800美元“小额豁免”关税政策。

此外，即使是中国自有品牌的整机厂商，或是已提前布局的企业，若不能及时找到替代美国的市场，同样会受到较大影响。所在当前局面下，我认为中国企业需要积极寻求多元化市场布局，降低单一市场依赖带来的风险。

观察者网：美国总统四年一换届、两年一次中期选举，因此美国的政策波动非常大。但是，部分企业对于美国市场可能有一种“熬一熬就过去”的心态，将关税战视为短期趋势。您如何看待这种心态？它与企业对美国市场的路径依赖是一回事吗？对中国企业在美国市场有何影响？

达尼：我认为本质上仍是路径依赖，因为企业在过往成功后进行变革是需要面临巨大压力的。通常来讲，做企业应聚焦自身可控的事情，尽管提升可控性意味着成本增加，但自2018年起，我国在部分领域已朝着这一方向发展。规模越大的企业，越注重发展的确定性，不会高度依赖单款爆品或单一市场，而是通过多元化布局实现“长治久安”。

大企业的优势在于能够将外部风险转化为内部风险。面对市场波动，成熟的企业可凭借内部管理机制、战略决策调整以及供应链的延续性，在风险中腾挪，用内部管理对冲外部风险；而小企业如同大江大浪中的一叶扁舟，抗风险能力弱，部分过去靠运气发展的小企业，仍对外部市场抱有期待。这类小企业若不快速开拓非美国市场，将在此次冲击中面临淘汰，或遭受持续性损伤。

关于美国政策的波动性，其实全世界很多国家都存在政府换届后市场出现动荡的情况。如斯里兰卡、尼泊尔、印尼和其他非洲国家在大选权力交接时，企业通常会选择观望，因为新政权可能推翻原有政策，也可能保持战略延续性。

但美国当下的政策波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其庞大的经济体量，使得政策波动带来的影响远超其他国家，根源在于美国国内两种思潮的极度撕裂，这并非单一政府或个人的问题，左右之争已处于极端激烈状态。

美国推行的关税政策具有双重目的：一方面旨在解决国内债务问题，对全球实施，中国只是其中受影响的国家之一；另一方面，存在针对中国的意图，双重压力叠加，进一步加剧了市场风险。

在此背景下，高科技企业率先感知风险，早早进行全球市场布局。对于其他企业而言，必须投入大量精力开拓非美市场。当前“全球减一”（即美国重回孤立主义下，由世界其他国家组成的全球化贸易规则）概念备受关注，也反映出企业应对美国政策风险、寻求多元化市场布局的趋势。

观察者网：对于大部分国家而言，特朗普的“对等关税”政策进入90天暂缓阶段。您曾提到，这一任期即使中国企业在他国设厂，美国也可能通过股权穿透对中企进行限制。结合当前关税情况，您如何看待中国的转口贸易形势？

达尼：就我个人的观察来说，特朗普政府发布“对等关税”政策时，不少在东南亚的企业及物流从业者其实是有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恐慌情绪。此前类似政策冲击下，曾有在当地建厂的企业倒闭；而在2018到2022年间，部分企业通过转口贸易获利，但随着外部环境变化又陷入亏损、撤资。2023到2024年，受出海热潮推动，又一批新企业投身海外，呈现出持续有企业尝试海外设厂的态势。

从关税实际征收的角度看，美国的这种高关税政策实际上是缺乏可持续性的，因为全球多数地区平均关税率只在5%到6%左右，最终关税会在博弈中达到新的平衡。

但需要明确的是，这种关税波动不会改变大趋势。美国的核心诉求是调整贸易格局，推动制造业回流，并严格限制中国企业通过第三国转口或制造。例如，美国早已关注中国汽车企业在墨西哥设厂、光伏企业布局东南亚等情况。美国不同政府虽采取的手段有所差异，但限制中国转口贸易的意图始终存在。

首先我觉得影响比较大的一点在于东南亚地区。受中美贸易摩擦影响，东南亚国家对于中国企业投资的态度比较复杂，因为这届特朗普政府对于封堵中国转口贸易的意图相当明显。

由于美国关税政策具有连带效应，如果中国企业在东南亚设厂，所在国可能因与中国的贸易关联，被美国“连带制裁”，导致当地企业对美出口也面临高关税风险。例如，一些东南亚国家的本土企业原本对美出口关税较低，但随着中国企业大量涌入并扩大当地出口规模，美国可能将该国整体视为贸易管控对象，提高关税。

这种形势下，东南亚国家都会面临两难选择，对于中企的转口贸易形势也是有直接影响的，毕竟中国和东盟的经济依存程度相当之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