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基计划出台就被社会各界给予厚望，但是这也才是第一步。高校和学生才是计划的主体，是成功与否的关键。

改革的最终成效，决定的因素永远不是决策层的一纸文件，而是执行层的贯彻实施。在以往的高等教育中，出现过很多最终实施效果和顶层设计偏差较大的情况。比如2018年取消的“国防生”，很多高校的培养方案并不能适合部队需要，学生到岗后无法胜任基层工作；生源甄别不足，不少考生缺少扎根部队的思想准备，将其视为低分进名校的渠道而最后毕业违约等。再比如专业硕士，由于时间紧张很多面向业界的实践实习流于形式，大部分时间都在实验室工作；很多硕士生导师并不能结合职业背景给出针对性地培养，简单地把科学硕士、专业硕士混在一起指导。

强基计划能否最终收效，为国家基础科学和重大战略领域培养人才，还要看接下来各高校的具体措施。然而，各高校的情况差异很大，强基计划和双一流建设如何结合也是一大挑战。目前来看，强基计划最终能否成功，面临招生和培养的双重挑战。

2019年6月25日，江苏南京，考生和家长在一个高考志愿填报咨询会上查看参会院校名单。 图自新华社

先看生源的方面。就业仍旧是专业选择的主要引导力，考生和家庭对于大学，特别是名校教育最主要的个人期望主要仍旧是个人职业发展前景。制约基础学科发展的根源并不在于生源一侧，而是在于就业。当今中国基础学科科研岗位少，工资待遇低，成长周期长，甚至有些高校和学科博士产能过剩。如果这些问题不解决，就算是学生招进来，也长不起来，留不住。更何况从本科到硕士、博士，再做博后，甚至需要出国深造才能在学术界有找到一个不错的平台；知名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人才引进门槛已经从海归博后上涨到优青、杰青。如何能够让学生在十余年的培养中一路成长起来，是比招生政策更值得研究，也更重要的事情。

学术志趣必须是强基计划所要培养的重中之重，对优秀学生的学术志趣引导、科学素养提升、数理基础强化的提前布局刻不容缓。朱邦芬在谈到清华大学“学堂计划” 关键在于营造一个优良“环境”，使得有潜质的杰出人才比较容易“冒”出来；而优秀学生荟萃是优良“环境”的一个基本要素。然而，识别和选拔具有突出创造性的学生十分重要。

在未来强基计划的招生中，对于学术志趣的考察，将是必须的，也是最有难度的。这很难通过高考分数，乃至于面试来区分。对学生高中长期的成长跟踪会有更多信息，因此建立统一的综合素质档案，用动态过程来提供更多佐证，是必要的。这也是《意见》中，综合素质评价也是一个维度的原因。

基础学科发展，归根到底是整个科研生态的改变，本科招生计划，仅仅是在生源层面聚拢了优质生源，离成长为“甘坐冷板凳”基础学科的年轻一代学者还有十万八千里。“培养”永远是最关键的。

再从培养模式上来看，36所大学，其中工科作为优势学科的大学不占少数，基础学科并不是其优势学科，而其双一流大学建设的一流学科并不一定包括基础学科。

以东南大学为例。东南大学的“一流学科”是材料科学与工程、电子科学与技术、信息与通信工程、控制科学与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建筑学、土木工程、交通运输工程、生物医学工程、风景园林学、艺术学理论。在第四轮学科评估中，东南大学A+的5个学科是建筑学、土木工程、交通运输工程、生物医学工程、艺术学理论，而12个获得A类的学科中，并没有《意见》所包括的基础学科。似乎只有生物医学工程（下设神经信息工程、生物信息技术、医学影像与医学电子学、生物医学纳米技术、生物医学材料与器件5个二级学科）可以划分在生物科学的范畴。

同时，《意见》中提到通过强基计划录取的学生可单独编班，配备一流的师资，提供一流的学习条件，创造一流的学术环境与氛围，实行导师制、小班化培养。这些措施在很多高校已经是很常见的人才培养模式，并非强基计划独有。还是以东南大学为例，两年前就提出 “三制五化”人才培养育人模式，即导师制、书院制、完全学分制，小班化、个性化、国际化、卓越化、本研一体化。

由此可以看出，很多高校学科的布局，都与强基计划的专业有较大“夹角”，在“一校一策”的原则下，如何给予自身的优势学科建设强基计划，需要高校创造性地研究。如何让强基计划真正能带动一流学科建设，而不是基础学科、优势学科两张皮，这将是很多学校面对的问题。

2020年，强基计划起航了。就如同21世纪前20年中国高校招生每一次改革一样，被全社会给予期待。但是，这20年，通过新政，很多学生迈进名校，培养成才。这20年，各类招生计划也走过弯路，出过偏差，乃至丑闻。面对强基计划，乃至扑面而来的新高考，希望它们能真正为国储材，经得起人民的监督和时代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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