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管理阶层坚持这样的想法：理想意味着上大学和从事服务行业的工作。这并不奇怪，正如美国学者迈克尔·林德（Michael Lind）所说，“特权阶层”（overclass）本身就是全球知识经济的产物。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在大企业、政府及政府机构、非政府组织和学术界等大型机构工作。90%以上的英国议员都是高校毕业生。正如迈克尔·杨（Michael Young）在《精英统治的崛起》（The Rise of the Meritocracy）一书中所言，我们的精英阶层对认知技能和学术资格较少的人的义务感甚至比富人对穷人的义务感还要少。

管理阶层重塑了整个教育系统，高估了全方位的最低能力，低估了特定学科的卓越能力。出于这个原因，英国的大学和中学都强调可转移的技能，例如解决问题、遵守截止日期、分析数据和发表演讲。

在官僚主义的压力下，严格的研究已经被边缘化。过度的专业化和对于相同材料的无休止重复使得许多论文甚至连同一学科的学者都无法阅读。多达82%的人文学科发表的文章没有被引用，一半的论文只被其作者、同行评审员和编辑阅读。教育学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教学造成了对个人性格和创造力的积极压制。对于性情与创造力的培养已经被审查过的课程、可转移的技能测试和只有职能部门才能理解的“学习成果”所取代。

当大学被工具性的考虑所支配时，就会出现未经阅读的研究和简化的教学。不断地发表论文是学者们职业发展的要求，就像追求就业能力是为了满足学生消费者的短期利益一样。悲剧性的悖论在于，大学使我们更有能力，但并没有使我们得到充分的教育。

大多数英国大学在“愿景声明”中宣布他们的价值观。他们高尚地声称自己在推进教育、创造知识、促进多样性、建立宽容的社会。然而，高等教育的基本理念却是功利主义和实证主义的。其目的是使个人的价值最大化，从而汇总为“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greatest happiness of the greatest number）。这种计算方法从生活经验的复杂性中抽象出了人们的才能和职业。通过将教育的价值等同于资格证书的市场价值，它将本应是嵌入关系和机构中的社会与政治动物的人降低为“赤裸裸的个人”（bare individuals），从而剥夺了其尊严和力量。

为了经济利益而用人意味着对他们思想和灵魂的漠视，而这让学生和工作人员深感不快。根据国家统计局2022年11月的一项调查，45%的学生声称，自秋季学期开始以来，他们的心理健康变得轻微或极大地恶化；很大一部分人则声称他们的幸福感和整体心理健康明显下降。同样地，比以前更多的员工正在经历职业倦怠和其他心理健康问题。减薪、临时工和养老金的不确定性导致了英国员工的大量减员，越来越多的学者也移居国外。功利主义旨在促进幸福，实际上却增进了人们的抑郁。

这也意味着太多领先的大学扩大了学生人数，哪怕他们无法正常教学或安置学生。在本学年开始时，曼彻斯特的学生被安置在利物浦，布里斯托的学生则被安置在纽波特。罗素大学集团的几个成员拥有3万或4万名学生。

这些大学类似于金融风暴期间“大到不能倒”（too big to fail）的过度杠杆化的银行。如果次级抵押贷款只能在雷曼兄弟公司的会议室里被视为审慎的做法，那么像《作为人类的恋童癖：承认边缘化的性取向的自传》（The Pedophile as a Human Being: An Autoethnography for the Recognition of a Marginalized Sexual Orientation）这样的论文发表在《争议思想期刊》（Journal of Controversial Ideas）上的现象也只能发生在英国。这样的文章只可能在英国学术界同样超现实的环境中被撰写、编辑和出版。我们的大学已经与现实脱节。

2002年12月在伦敦进行的学生示威游行 图片来源：文章网站

英国的高等教育已经显得太过好高骛远了。正如学者大卫·古德哈特(David Goodhart)所表明的那样，毕业五年后，超过三分之一的毕业生从事非本科工作。同时，在许多工作岗位将没有学历的人拒之门外的同时，毕业生的薪酬溢价也在急剧下降。

太多的大学让毕业生和非毕业生都感到失望。它们让那些缺乏基本英语能力的毕业生充斥着劳动力市场。几年前，历史学家大卫·阿布拉菲亚（David Abulafia）表示，“人们不知道如何写作。他们对语法、标点符号和拼写的掌握非常糟糕。”他描述的是剑桥大学的本科生。

为了扭转学术界的颓势，我们需要提高学术标准。这需要使学术科目理性化，特别是要挑战正在腐蚀人文学科的相对主义以及充斥在自然和社会科学中的实证主义。我们需要做的工作是填补Stem学科（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毕业生的短缺。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学应该专注于某些核心学科的卓越，而不应该致力于全面的平庸。

Stem学科示意图

学术界将需要重新找回失去的领导品质。正如胡安·巴勃罗·帕尔多·格拉（Juan Pablo Pardo-Guerra）在《量化的学者》（The Quantified Scholar）一书中所展示的那样，英国的社会科学曾经是一个“由许多小岛组成的世界”（a world of many islets），以地方专业为标志。他们的知识传统曾是世界领先的。牛津大学经济学院帮助制定了德国的战后经济模式。华威大学的劳资关系研究是布莱尔时代制定最低工资立法的关键。我们必须扭转胡安·巴勃罗·帕尔多·格拉所说的“结构性同质化”（structural homogeneity）的影响——我们不应该致力于什么都涉猎却什么都不专精的研究和教学。

同样重要的是加强职业和技术培训。几乎一半的大学学位是混合型的——部分是学术性的，部分是职业性的。大学需要与雇主合作，以改善职业劳动力市场的进入；高等学位学徒制是朝这个方向迈出的一步。英国贫困地区的混合型高等/继续教育学院需要更多的资源和权力，从而与地方当局、雇主和工会一起设计资格证书。

大学和学院可以利用他们的召集力和作为支柱机构的作用来帮助重建社会伙伴关系，从而调和各地区的疏远利益。这也将使大学和学院能够重申其教育学生成为社会公民的使命——教授公民义务并与处境不利的社区合作有利于帮助学生了解其作为社会公民的使命。

这是一项世代相传的任务，需要长期的思考和大量的资源投入。目前，英国的政治和政策中都缺乏这两大要素。但是振兴地方建设政策（levelling up）提供了一个机会，因为大学和学院可以成为英国受全球自由贸易影响的部分地区的支柱机构。高等教育和继续教育应该通过对毕业生和有资格的人征税来获得部分资金，但在这一点在财政上可行前，政府应该投入更多资源。一个国家的人民和社区是最重要的资产，而提供知识教育和职业培训的系统则是对这份最重要资产的投资。

大学是西方文明的成就之一，也是向权力说真话的学习中心，其使政治领导人达到更高的标准并扩展知识面。大学被企业俘获所造成的不仅仅是学术机构本身的衰落，更是一种深刻的文化损失。我们正在失去这样的意识：知识和学习是一种共同的遗产，而不是一种商品。在学术界工作了近30年后，我对知识和学术机构更新的前景并不太乐观，但仍然抱有希望。只要对大学灵魂的争夺还在继续，我们面对这场针对大学的战争就不会失败。